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誉为纪录片的先驱之一，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片之父。他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其中《塞纳河》获得了1957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伊文思也是最长寿的纪录片导演，他的创作生活跨越了几个时代，记录了不同时期的中国。中国的抗战吸引了许多国外电影人的目光，上世纪30年代末，许多外国纪录片导演来到中国拍摄影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他于1938年来到中国，拍摄了《四万万人民》，这不仅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保持50年情谊的开始。从抗战开始，伊文思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不同时期的中国。此前，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埃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到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也曾来到中国。之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将镜头对准中国，但多数是拍摄风景、风土人情、文物考古和民居民俗的纪录片，直到战争的爆发。1935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16毫米手摇摄影机拍摄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情景，这段珍贵的历史资料至今仍被人们所珍视。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到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这两个勇敢的人将摄影机和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备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而一举成名。从此，“纪录”这个词拥有了生死与共的坚毅和血性。伊文思和卡帕将镜头从西方前线转移到了中国战场，他们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影像仿佛回应了西班牙影像的呼唤。1938年4月初，伊文思和卡帕在抵达中国不久后拍摄了台儿庄战斗，这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场值得庆祝的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尽管他们未能亲眼见证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有人敢冒险为他们的生命担保，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周边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道：“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肯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过程，死亡所带来的往往是许多人的牺牲。我触摸到了中国，中国也触摸到了我，我拍摄了战斗，拍摄了一个在战斗中崩溃，又在战火中崛起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他拍摄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战的真实写照，并起到了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了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最有力度的照片之一，就是他拍摄的日军空袭后的惨状。正如卡帕曾说过的：“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就像一位不畏死亡的斗牛士一样，他身着光彩夺目的斗牛士装束倒下，而伊文思却继续潜行在战火中。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冒险，也不是放纵自己的轻生，而是出于对豪情的执着和对信仰的战斗的勇气。他在中国抗日战场、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时，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行的荷兰人”虽然被祖国征召，但他四次来到中国，他称中国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深爱这里的人民。在伊文思离开之前，他秘密地将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左翼电影人吴印咸，后者被誉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开拓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来到延安，建立了“延安电影团”。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其中只有3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底片带到了苏联，不料苏德战争爆发，无法在苏联制作拷贝并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