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卑贱的人》是一部令人深思的电影。影片讲述了主人公，一名大旅馆的看门人，从一位自豪而自满的人变成了一个被辞退后被调到扫除茅厕的洁净工的故事。
影片一开始，主人公以他的体面工作而感到自满。然而，他的生活在一天天变得糟糕。他被老板告知因为年纪太大而被辞退，被调到茅厕工作，并且被收回了他的金边制服。这一切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主人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夜里偷回了他的制服，并穿着制服去参加侄女的婚礼，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被调职的事情。然而，他的秘密很快被揭露，大家都嘲笑他。他再也无法面对别人，于是他回到旅馆，送还了制服，然后失魂落魄地坐在茅厕中。
尽管故事看似结束，但影片并没有结束。这个故事深入人心，让观众思考社会中的不公平和人性的脆弱。影片改编自果戈里的小说《外套》，通过主人公的遭遇，揭示了社会中的阶级差距和人们对他人的嘲笑和歧视。
《最卑贱的人》是一部令人触动的电影，它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向观众展示了人性的脆弱和社会的不公平。这部电影引人深思，让人反思社会中的价值观和对他人的态度。
由德国无声电影大师卡尔·梅育编剧，F·W·茂瑙导演的《最卑贱的人》，是20世纪20年代前期诞生的室内剧电影的一部优秀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部电影本来是导演卢普·皮克计划根据作家梅育创作的剧本，拍摄他的室内剧三部曲之第三部（前两部为《碎片》和《除夕夜》）。但由于两人发生分歧，而改由茂瑙导演。
梅育与茂瑙在这部影片里通过一个年迈的大饭店司阍的悲惨命运，触及并批判了从德意志帝国沿袭下来的，贯穿德国社会上下的一种国民性：对当权者的盲从、颂扬，与对权威的笃信、膜拜。此前，梅育与雅诺维茨曾经在他们为《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编写的剧本中揭示过这一可悲的德国国民性格，如今茂瑙与梅育又在这部影片里通过对小市民阶层把官服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并以此为荣的膜拜心态进行了更加更加辛辣的讽刺和批判。对于这部影片在德国出现的必然性，德国著名电影史学家罗特·艾斯纳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这部小市民悲剧产生于一个有时遗憾的竟把官服视为上帝一样的国家，是毫不奇怪的。”
在这部室内剧影片中，梅育与茂瑙同样借助一些小道具表达某种寓意或者象征意义。如那扇被老司阍不停的转动的大饭店转门，它不仅代表着与老司阍身穿那件体面威严的制服相一致的权威，而且是老司阍昨日天堂，今日地狱般的命运轮回的一种预示。此外，他们在这部影片里还有意识的将大资产阶级与小市民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生活环境做出鲜明的对比，从而给这部影片赋予了社会批判的立场。
将穷苦的小市民作为描写对象，并表达出社会批判的倾向，这在当时的德国电影里还是十分鲜见的，可以说是德国电影在题材与内容上的重大进步。有人曾将《最卑贱的人》与二战后出现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进行比较，认为二者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不仅因为两部影片的主人公都有着失去对于他们个人命运至关重要东西的经历，而且两部影片都通过主人公的命运展示出他们生存的状况，进行了辛辣的社会批判。
室内剧电影在题材上向现实主义的转化，还带来电影叙事方法与摄影技术的革新。室内剧电影的出场人物并不多，情节简单，直线发展，这一特点使得室内剧电影易懂易看。不仅如此，在这一流派的影片里，梅育还努力让情节自己说话，为此他除了通过演员的表情动作外，还努力借助环境的描写，小道具的运用等，使故事情节从视觉上变得一目了然。
电影语言的发展导致字幕成为多余，甚至成为破坏画面连续性的东西，而被大大的删除。在《最卑贱的人》中，所有说明性的字幕全部被舍弃，只保留了尾声前的一段话。这显示出本片在剧情说明方面的一次进步。
另一项重大革新是在摄影技术上。茂瑙把摄影看作是“导演的画笔”，认为应将摄影机尽可能的加以移动，以便捕捉每一个匆匆即逝的气氛。在拍摄这部影片时，茂瑙从情节与人物的需要出发，要求摄影师卡尔的摄影机要运动起来，能够做到跟拍，追拍货从上下不同的角度进行拍摄，使摄影不仅是展现情节，而是直接面对拍摄对象或人物成为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的一种手段。为此他们将摄影机从三脚架上解缚下来，把它安在一个安有胶皮轱辘的车子上，或绑在摄影师的肚子前，利用电梯或者吊篮的运动进行拍摄，这样便打破了电影诞生以来固定机位的束缚，达到使摄影机活动起来的目的，实现了摄影机的解放。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曾在他的《电影艺术史》一书中将摄影机的移动视为电影诞生以后出现的重大技术革新：“将摄影机安放在一辆车子上，摄影机便可以按照剧情的要求，向任何方向移动滑行，忽而仰拍，忽而俯拍，有时近拍……摄影机已经不再像常规那样，固定在三脚架上，而是变成戏中的一个角色了。梅育、茂瑙与奥地利的摄影师卡尔通过这种方式扩大了电影语言，这一发展在技术风格上的重要性足可以与有声电影的出现相比拟。”
“解缚的摄影机”的使用与影片字幕的摒除，不仅是德国无声电影，而且是世界电影史上两项意义重大的革新。它们说明，由于电影进一步发展了自身的画面语言与表现手段，它已经从萌芽时期那样一种对外部世界消极被动的进行简单复制性的媒介，而变成掌握在艺术家手中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具有巨大艺术创造力的工具。
这部影片中，演员爱米尔·强宁斯出色的演技，亦是这部电影成功的另一重要的因素。强宁斯不仅从外型上将一个年迈体衰的老司阍演的惟妙惟肖，而且独创性的通过肩背部的抽搐动作而将一个被贬黜的侍役复杂的心理活动刻画的细致入微，为影片增色不少。老司阍是强宁斯在德国无声影片时期塑造的众多人物中最令人难忘的角色之一。
遗憾的是，剧作者梅育出于对老司阍的同情而为影片增添了一个美国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尾。为此他让精神崩溃，坐以待毙的老司阍绝处逢生，由于接受了一笔可观的遗产而一夜之间命运陡然改变，从而给老司阍安排了一个美好，然而非现实的未来。这段类似滑稽戏剧式的结尾不仅有违生活的真实，而且大大削弱了原来老司阍命运所显示的巨大悲剧意义与影片的社会批判力量，是一处“画蛇添足”的败笔。
《最卑贱的人》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使茂瑙在德国国内跻身于名导演之列，而且给他带来了世界声誉。这部影片以《最后的笑》为名在美国上演后，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受到从观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美国评论界曾把这部影片列为世界史上的十大最佳影片之一，美国《电影经典》一书亦称赞茂瑙是“德国的电影天才”。
摘自从《卡里伽利博士的小屋》到《大都会》——德国无声电影艺术1895 -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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