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上》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讲述了主人公张豪杰从小生活在父母的痛爱之中，性格逐渐变得软弱。然而，他的父亲在一次与政府拆迁办的争吵中突发心梗逝世，张豪杰和母亲不得不搬进舅舅家，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舅舅和舅妈对待他们的态度并不友好，让张豪杰感到不平衡，于是他决定找到那个与父亲争吵的人报仇。他搬到一家小店里工作，恰好可以看到那个人的家。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陆志强的女儿陆珊珊，一个轻微智障的女孩。
陆珊珊的单纯和善良逐渐消解了张豪杰心中的恼恨，他竟然爱上了她。影片通过展现两个主人公之间的感情，让观众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和人性的美好。
影片的剧情扣人心弦，情感真挚动人。王锵和周冬雨的精湛演技让角色栩栩如生，令人为他们的遭遇和感情而感动。导演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和情感表达，将观众带入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让人对人性的复杂和爱的力量有了更深的思考。
总的来说，《阳台上》是一部令人难忘的电影，它不仅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善良，还让观众思考了生活中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看完《阳台上》，翻了一下豆瓣评分，惊讶地发现《阳台上》的分数竟然还不如张猛的前作《一切都好》。
不知道张猛看见会做何感想。
反正我觉得挺遗憾的。
它也暴露了当下电影导演一个很尴尬的处境：我们到底要拍什么样的电影？
是拍一个像《完美陌生人》或《看不见的客人》那样，依靠纯情节层面的刺激来取悦观众？还是回归电影的本质，依靠视听语言来完成艺术表达？
很显然，张猛选择的是后者。
可结果却是，视听如此出色的《阳台上》，最终还是败给了只有情节毫无视听、且在情节上极其平庸的《一切都好》。
从这个角度讲，《阳台上》虽是导演张猛个人的胜利，却是电影在当下环境的一次失败。
不夸张地讲，在近年来的国产片中，《阳台上》堪称用视听语言叙事的典范。
看到很多人说《阳台上》剧情单薄，这么说吧，如果只关注表面的情节和对白，那么它确实单薄。
可实际上不是的，因为《阳台上》有大量信息是通过“镜头调度”和“意象建立”来呈现的。忽略了这些，自然也就剩下单薄了。
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呈现的呢？
接下来我们具体说说。
在聊之前，有必要简述一下剧情。
《阳台上》的剧情可概括为一句话：张英雄替父寻仇的故事。
他的父亲因一场拆迁纠纷，与小组长陆志强发生争执，盛怒之下突然离世。张英雄由此踏上寻仇之路，不想意外邂逅了陆的女儿珊珊，并在一次次偷窥与尾随中，渐悟了“性”的真相。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很有趣。
张英雄站在废弃的轮船顶部，顶上立着大大的字牌：东方皇帝。其中“方”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张英雄站在那里。
如果用略带戏谑的眼光看这个镜头，我们会在“张英雄”和“方”的对位中得到一个很有趣的解读：整部电影讲述的就是这个男孩方（慌）了的故事。
他的“慌”因为两件事：一是父亲死了，老宅拆了，他的生活秩序被全面打乱；另一个是女孩珊珊的出现，使他被压抑的性意识逐渐萌动。
影片是如何表现这种“慌”的呢？
运用“浅焦镜头”加“手持跟拍”。
这种拍法并非独创，早在2015年的电影《索尔之子》中就被更彻底地运用过。
“手持跟拍”突显的是晃动感，意在呈现世界崩塌后，英雄内心的局促不安；“浅焦镜头”是为强调英雄与现实的疏离，他必须重新探索，重建秩序，才能让眼前的世界再次清晰起来。
影片就是通过这样的镜头语言来外化人物的心境的。注意，这种拍法只在影片的中段大量出现。父亲去世之前的段落是没有的，因为那时旧的秩序还在，还很稳固，所以影片更多采用固定机位的平拍或横摇镜头来呈现这种稳定感；同样，在影片的尾声，英雄终于放下仇恨并认清自己后，镜头也再次从失序的状态中回归了稳定。
影片还大量使用了“栅栏式构图”，表意也很明确：张英雄被现实困住了。
这种困境包括很多层面。
有他和母亲住在舅舅家，寄人篱下的委屈；有张英雄看不到出路，对未来的迷茫；有他被困在复仇的念头里，得不到解脱的痛苦；也有他内心对于性的疑惑，以及被压抑的性冲动。
这些困境，都在不断被“栅栏式构图”形成的牢笼，反复强调着。
如果我们把张英雄的个人成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摆脱父权阴影；第二，性意识的觉醒。你会发现，影片用一整组逻辑严密的镜头语言，把这个过程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先说摆脱父权阴影。
影片从第一场戏就告诉我们，父亲对英雄的教育完全是高压式的，他逼儿子喝酒，动不动就打骂，背后的诉求很简单：想让儿子活得像个爷们儿。
父亲死后，父权的阴影其实一直都在。
具体就体现在复仇上。与其说复仇是儿子的“孝顺”，不如说是“乖顺”，是对父亲临死前那一句“陆志强，我记住你了”的回应。英雄想让父亲看见自己真的像个爷们儿了，这才是复仇最真实的心理动机。
所以才有了那场梦。在梦里，英雄杀了陆志强，完成复仇，并从父权的阴影下获得了解脱。
影片是怎么用镜头语言表达的呢？
注意看两组一样的镜头。第一组是父亲带英雄去户籍科，办事未果，气冲冲地冲出门去，这时过来一辆三轮车，车上有三面镜子，扫过时镜子里先呈现出父亲错愕的脸，而英雄躲在父亲的身后，低头不语。等到了梦里，英雄气冲冲地去找陆志强报仇，这时完全同样的镜头，三轮车再次经过，这时镜子里不再有父亲，而只有英雄。
人面对镜子，是最能辨认自我的时刻。
这两组镜头放在一起就是在说，英雄终于从那个强悍的父亲身后走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男人。
影片虽然讲的是复仇的故事，其实到梦境结束，复仇的故事就结束了。这场复仇，杀人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驱赶父权。
往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英雄对于“性”的探索和辨认。
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转换，导演用一个镜头就交代清楚了。
请注意看梦境之后紧接着的那场戏。英雄再次来到餐馆的卫生间，透过粉红色的玻璃看对面的阳台，望远镜里最先出现的是陆志强的脸，可英雄根本没有多做停留，而是将望远镜移到左边，等待了片刻，直到窗帘后面出现了珊珊的身影。
这个镜头足够清楚了吧。复仇在这一刻已经不是大事儿了，重要的是女孩，是性，是青春的冲动。
这里插一句，选周冬雨来扮演珊珊简直太合适了，周冬雨性别感不强，既有女孩的纤弱，也有男孩的爽利，这样一个形象放在那儿，作为英雄偷窥和“意淫”的对象，那种在两性之间左右徘徊的迷茫感，才能真的成立。
我们继续往后，说说第二阶段“性觉醒”的部分。
这里就要提另一个重要角色沈重了。如果说珊珊只是英雄性幻想的对象，那么沈重才是实实在在陪在英雄身边的人。
毫无疑问，英雄对于沈重是有朦胧的好感的。
影片对此有太多暗示了，比如每次坐沈重的摩托车，英雄都会把头搭在沈重的肩膀上，并且从后面牢牢地抱住他；再比如沈重提出一起租房的邀请，英雄毫不犹豫地答应，并且还给沈重喂苹果吃；再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带沈重去那艘废弃的轮船——东方皇帝号，那是英雄的秘密基地，从不和人说的，带沈重去，等同于向他展示了自己最私密的空间。两个人在船上一起喝酒唱歌，聊理想，那也是影片最接近于“浪漫”的一场戏。
可惜，沈重终究不是英雄的同路人。瞒着英雄，他带自己的女友上了船，两人赤身裸体。这无疑是在英雄外化的内心空间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也为两人的最终决裂埋下了种子。
可是在整个过程里，英雄已经渐渐确认了自己的同性情结。直到影片最后，当他用坐在摩托车上环抱沈重的方式，从后面抱住珊珊时，那毫无波澜的内心让一切更加明朗。
注意接下来的一组镜头：他转动转椅，坐在上面的珊珊移到了一边，这个动作像是一场告别。随后，英雄向着镜头走来，身旁是一片废墟，天空开始下雨，他扔掉了刀，点上一根烟，最终逃离了镜头的监视。
这组镜头给整部影片做了恰如其分的收尾。
离开废墟意味着重建了秩序；下雨是成长的泪水；扔掉刀不止是放下恨意，也是放下了“刀”所象征的一种绝对的雄性特征；点烟的动作则联系着他与沈重之间的关系，回顾整部影片，烟作为男性与男性之间的媒介，象征着一种同性关系，那么点烟则是对于自己身份的最终确认。再联系到全片反复运用的“偷窥镜头”，英雄不止是偷窥别人的人，他也一直在被镜头监视着。那么此刻他从容地离开镜头，则意味着彻底的释放和自由。
通过上面的讲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张猛在整部作品中都试图在用视听语言来叙事，而不是靠情节或对白。
因此你也能发现全片的一大败笔，就是英雄在发现珊珊是弱智以及陆志强一家同样生活艰难后，他对沈重说，“你说我非得要报仇吗？我爸他都已经死了。”
这句对白真的没有必要，其实他都已经拍出来了，实在无需再说出来。
除了镜头语言的部分，影片还建立了大量的意象来支撑表达。
比如表现英雄心理上受到的一次次冲击和震颤，影片就用不断碾过镜头的列车来表现，反反复复出现了多次，就像一个个现实遭遇从男孩心灵上碾过一样。
还有就是“眼镜”。
《阳台上》是一部关于偷窥的电影，也是一部关于“认清自我”的电影，所以“看”的动作在全片极其重要。
对应到影片中，父亲死后，英雄去重新配了眼镜，象征着要重新去认识世界了，此后为了进一步探索，他又买了望远镜，可以看的更远更深，之后，他遭到沈重的毒打，望远镜砸了，眼镜也碎了，影片最后，当他认清自己后，破碎的眼镜也被重新拼贴，他带着它走出了废墟。
关于“眼镜”这一意象的建立，全片的逻辑也是非常清晰的。
ok，到这里，关于《阳台上》视听呈现的部分，基本写完了。
写了这么多，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阳台上》在视听语言部分很出色，这点实在不该被忽视。
最后我想甩开视听的部分，再多说几句。
《阳台上》的主题还有另外一层，其实类似《燃烧》，讲述的都是当下青年的精神状态。
张英雄或许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一类年轻人：没有理想，得过且过，且并不为此感到焦虑。
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理想：“有房，有退休金，有老婆，有孩子，没事儿和我爸一样，老酒咪咪。”
他整日沉迷于游戏，没有工作。若不是父亲的死，他或许还要继续混下去。可即便是父亲的死，也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转变，他只是在酸辣粉店打打工，不曾想过更远的未来。就连为父亲报仇的事，也一天天淡去，当女孩出现，很快便转为了对性与爱的追逐。
其实，生活早已给了他一次次沉默的暴击。
包括：父亲的死，老宅被拆掉，寄人篱下的酸楚，酸辣粉店老板的苛责，沈重的“背叛”，欺骗珊珊的白领更让他窥见到人性之恶……最后，他拿起刀走上街，那一刻，我们仿佛看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小四，终于决定要和这个世界死磕。
英雄拿刀划向了路旁的出租车，此时的他已经由针对个体的复仇，向某种反社会人格倾斜。
然而很快，他又放下了刀，迅速地和这个世界和解了。
我并不是要在这里鼓励杀戮，只是在那过于草率的和解背后，一个青年本该具有的反抗精神，是否也被某种过于“佛系”的处世态度一起湮灭了呢？
影片最后，当英雄终于逃离了镜头的监视，走向自己独立的人生后，他的未来会更好吗？
答案似乎并不乐观。
这或许也是向来尖锐的张猛，为我们留下的另一个值得深究的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