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是一部融合了剧情、历史和战争元素的电影。故事背景设定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役，被称为“八百壮士”的一群勇士被派往上海四行堆栈，面对数量众多的敌人，他们坚守了四天四夜，展现了顽强的抵抗精神。
这部电影由导演管虎执导，是亚洲首部全片应用IMAX摄影机拍摄的商业影片。这一技术的应用为观众呈现了更加震撼的视觉效果。影片将于2020年8月21日在全国影院上映。
2. 谢团长遗孀返上海，为幸存孤军辗转求生计身为英雄谢晋元的夫人，凌维诚同样是一位有胆识、敢担当的女性。
谢晋元，字中民，广东梅州蕉岭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出身贫寒，自幼励志为国献身。
他的妻子凌维诚则出身上海徐家汇的商人家庭，是音乐专业的毕业生，吹拉弹唱样样全能，尤其擅长小提琴，在当时的上海滩，是名副其实的时尚新女性。
谢晋元与凌维城1927年在一次婚礼上结识，当时两人分别是伴郎和伴娘。
尽管凌母对在战争年代嫁给军人表示担忧，凌维诚还是不顾反对，与谢晋元相恋。
1928年5月初，北伐军在济南遭日军阻止（史称“济南惨案”），谢晋元作为先锋营营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转道汉口医院养伤。
此时，一年前在上海结识的女友凌维诚前往武汉探望，两人感情日渐加深，伤势临近痊愈时，谢晋元向守护在一旁的凌维城求婚。
1929年9月，二人在汉口大华饭店举行了盛大的西式婚礼，宾客云集。
由于战事，婚后两人聚少离多，大多靠通信交流。
团长谢晋元的遗孀凌维诚与子女1936年上海抗战形势吃紧，谢晋元为了安心抗日，决定让怀有身孕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到广东蕉岭乡下老家——谢晋元当时的安排遭到了妻子凌维诚全家人的反对。
凌维诚当时本可以随同为高级将领的亲属去重庆，但为了让丈夫安心打仗，仍然听从了谢晋元的嘱托，带孩子前往公婆所在的老家。
一个从小在富裕家庭长大的上海姑娘，猛然拖儿带女到粤北穷乡僻壤，不但要亲自下地挑粪种田，更要侍奉一双年迈的公婆、养育嗷嗷待哺的四个子女及谢晋元已故大哥留下的年幼女儿——这样的日子，凌维诚苦苦熬了10年之久。
其子谢继民在回忆往事时对媒体如是说：
“ 按照客家风俗，男人是不下田种地的，年迈的祖父也确实无法担负农活，母亲便成了唯一的劳动力。
大伯的女儿谢孟招与我大姐年纪相仿，因大伯去世、大婶出走而无人照料，母亲将她视若己出——这样一来，祖父母、母亲和五个孩子，一家8口人的吃饭问题都要靠母亲种田来解决。
虽然父亲也寄来一些钱，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母亲脱下了旗袍、高跟鞋，摘下了首饰细软，换成当地农妇的粗布衣衫，从头开始学做农活。
生活所迫之下，人的潜力是无穷的，播种插秧、浇水施肥、耕耘收割等活计她逐渐都能应付，母亲由一个十指不沾灰的上海小姐蜕变成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妇。
我无法想象，母亲原是一个衣食无忧、爱好音乐和艺术的女子，日后每天下地播种、挑粪、施肥……前半生和后半生完全不同，但她挺了过来。”
晚年的凌维诚与家人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凌维诚带着4个子女前往上海，由于钱款不够，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月。
返回上海后，她得知幸存的“八佰勇士”尚有不少流落街头、生活无着，便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抗日将领谢晋元遗孀昨日抵沪，下榻新新旅社。”
第二天，一些在沪孤军老兵、新闻记者、社会人士便找上门来，使本来冷清的小旅馆门庭若市，先后有近百名老兵诉说了流离失所之苦。
于是，凌维诚毅然担负起亡夫未竟的责任，四处奔走，向社会各界呼吁，到南京找宋美龄求援，无奈均未有回音。
凌维诚与幸存的四行孤兵其子谢继民回忆：
“ 在孤立无援下，母亲和幸存的孤兵们想过一起开公共汽车维系生计，还组织过工业服务社，生产毛巾、袜子、肥皂等，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无奈之下，母亲再去上海市政府讨说法。
结果市政府推到社会局，社会局又推到其他部门，奔波了一圈仍一无所获。”
“ 后来我看文史资料了解到，国民政府当时的工作重点是打内战，汤恩伯曾召开老兵茶话会，动员孤军士兵返回部队，承诺哪怕是普通小兵，都给安排排长职务，但这些士兵没有一个答应如此的“优待政策”
——我曾问他们为什么不接受，他们说：八年来我们吃了那么多苦，打日本人是义不容辞的，但是仗我们打够了，内战我们不愿意再打了。”
“孤军的原籍以湖北为主，也有湖南、山西等地，五十年代初大部分孤军陆续返回家乡，临行前他们都来与母亲告别，母亲总要给他们一笔钱作为路费和安家费。”
即便如此艰难，尊为抗日英雄的遗属，WG时期，凌维诚和子女仍然受到了冲击。
期间，谢晋元的陵墓被砸毁，凌维诚及子女经历多次抄家，大儿子精神失常并于1970年病逝，一女婿更是被迫害致死……
英雄遗属尚且如此，其他壮士及家属的命运又将如何，实在是让人不忍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