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色眼镜

上个月，由HBO和英国Sky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五集迷你剧《切尔诺贝利》大获成功。该剧不仅关注度持续暴涨，口碑更是始终高居不下，甚至创造了IMDb有史以来的电视剧集最高评分的新记录（9.6分）。《切尔诺贝利》而在近期播出的新剧当中，同样有一部拥有着和《切尔诺贝利》一样成为美国电视剧经典潜质的作品，它便是由HBO的强大竞争对手Netflix出品的，同为改编自真实历史事件的电视迷你剧《有色眼镜》（When They See Us）。作为Netflix一部起初并未重点宣传的四集迷你剧，《有色眼镜》显然没有如《切尔诺贝利》那样获得足够高的曝光度。在国内，它更是堪称冷门剧一般的存在，豆瓣截至目前也仅有200左右的用户标记和评价。但自5月31日开播以来，凭借着作品自身的话题性和口碑效应的逆袭，《有色眼镜》也正在逐渐地打开它的受众格局。该剧在IMDb上已经涨到了9.1的高分，是Netflix在原创剧集方面最好的表现，而且仍然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不出意外，这将会是除《切尔诺贝利》外，今年外界评价最好的电视剧集。迷你剧《有色眼镜》讲述的是令美国整个司法体系蒙羞的著名冤案：纽约中央公园慢跑者案。1989年4月19日晚上，与曼哈顿北部哈林区相邻的中央公园里发生了一起强奸案，受害者是一名28岁的精英阶层白人女性崔莎·梅里（Trisha Meili）。事发前，她正像往常一样进行慢跑锻炼，却不幸遭到强奸和手段残忍的暴力对待，导致其生命垂危，在昏迷接近12天后才清醒过来。遗憾的是，她的部分身体机能已经衰竭，连正常走路都成为问题。崔莎·梅里遭到强暴的同时，在中央公园的另一边，住在哈林区的几十名青少年正在非法聚集，部分当事人便随之遭到了当地警察的逮捕。哈林区是以非裔和拉丁裔工人阶级移民为主的社区。在那个种族歧视问题仍然严重的年代，这里被认为是犯罪的滋生地。由于哈林区青少年非法聚集与崔莎·梅里案件发生在相近的时间和地区，被拘捕的这些青少年便成为这起案件的嫌疑犯。接手这起“中央公园慢跑者案”的是极端的女权主义者琳达·费尔斯坦（Linda Fairstein），她在未对案件始末进行慎重审查和判断的情况下，以自己对黑人存在的刻板印象，贸然断定犯罪人就在这群青少年中。最终确定下来的五位可能的嫌疑人，他们分别是：雷蒙德·桑塔纳（Raymond Santana）、安特纶·麦克雷（Anton McCray）、尤瑟夫.萨拉姆（Yusef Salaam）、凯文·理查德森（Kevin Richardson）和科里·怀斯（Korey Wise），被媒体称作中央公园五人帮（Central Park Five）。他们当中除了科里以外，均为未成年人，科里本人也仅16岁而已。在审问五人帮的过程中，它们使用了暴力和诱导性的语言，引导这些对社会的认知尚未成熟的青少年配合他们捏造参与犯罪的事实，并以此为据起诉了五位青少年。在漫长的庭审过程中，中央公园五人帮的辩护原本占据了优势。一方面，现场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证据证明他们参与了这起案件；另一方面，警方出具的五人帮的证词间存在着大面积的互斥，庭审中的警局证人也间接地说明了，认罪协议存在“屈打成招”的成分。公诉方处于庭审劣势期间，公诉律师伊丽莎白甚至向五人帮提出了减刑的优惠，前提是他们承认强奸。相比消磨钱财和时间精力的漫长庭审，认罪的减刑优惠的确存在不小的诱惑力。但几位青少年笃定要捍卫真相和他们的尊严，拒不承认罪行。但最终不管是庭审，还是来自白人阶层的社会舆论，都认定五位哈林区的少数族裔青少年犯罪的事实。在那段种族仇视情绪高涨的岁月里，他们注定要被以白人主导的庭审制度判刑。他们不仅在监狱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出狱后还要背负强奸罪名带来的负面影响，不管工作还是私人生活都陷入困难。科里是五人帮中唯一的成年人，他的判决刑罚力度相应也是最为严重的。科里长期遭受到监狱里其他年长者的施暴，甚至数次因暴力而出现濒死的险境。条件艰苦的禁闭室对于其他罪犯来说无异于是地狱，但对于瘦弱的科里来说，却是唯一存在希望的避风港。服刑期间，科里与母亲并不经常见面。他的家庭艰苦，出事前母亲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今背负强奸犯家属的罪名，母亲更是四处碰壁，生活遭受到重创，甚至连探监费也出不起。科里还有一个跨性别倾向的哥哥，他与哥哥关系亲密，相互扶持着长大。但在多年前，因为跨性别的身份麻烦，哥哥与母亲决裂并离家出走。哥哥是科里监狱生活为数不多的支撑，但这样的渺小的希望也最终破灭：哥哥因LGBT身份被杀害。科里曾多次获得加释机会，前提是他承认罪行，但都被他回拒。中央公园五人帮在纽约州的监狱里待了六至十四年，在纽约地方检察院重新调查后，于2002年撤销错误判决。2014年，联邦法院支付了五人4100万美元的和解金，这是纽约州有史以来最高的法院和解金额。如今，中央公园五人帮的五人在过着各自幸福生活的同时，均致力于美国的种族人权事业和冤假错案法律帮扶。人道主义角度的故事呈现本剧仅有短短四集的剧情，但其剧本层次划分却非常强调人物的存在性：前两集详细交代了中央公园慢跑者案的庭审判决始末，使观众尽可能全面了解这件冤案的发生；第三集展示的是四位未成年蒙冤者假释出狱后的生活困境；最后一集则浓墨科里在成人监狱中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对科里的监狱生活的描述，占据了剧集1/4的篇幅，这与身兼编剧和导演的艾娃·德约列有很大的关系。这位积极献身于反歧视人权事业的女性导演，是近些年美国非裔独立电影人中的佼佼者，她最为国内观众熟知的作品是《塞尔玛》和《第十三修正案》，这些影片的核心价值都是反种族歧视。《塞尔玛》《第十三修正案》敏感的知觉是艾娃作为少数族裔女性导演的优势，她的作品尽管带有强烈政治诉求，却并不囿于偏执的政治表达和批判，她始终强调个体层面的情感体验。受害者、家属、辩护律师、其他反面人物……《有色眼镜》中不同身份、肤色和立场的人物都是具有真实触感的，他们并不仅仅只是烘托电影主题和批判的道具。对司法公正的批判剧集《有色眼镜》并不仅仅是让观众了解真实事件本身，它主要的批判集中在对美国司法体系的质疑。在中央公园慢跑者案中，尽管没有实际的证据表明五位青少年是罪犯，但他们依旧被社会舆论和庭审偏见过早地定罪。陪审团制度是美国司法体系一大弊端，在种族歧视的年代，陪审团被以白人为主的成员掌握了话语权。而在如今，即便反对种族歧视的声音、女性主义的浪潮节节攀升，陪审团成员身份的多样性有所改善，但陪审团的公正却始终存在问题。什么样的陪审团成员才能够完全抛开自我种族、阶层和性别立场，而公正地对被告知定罪呢？美国的司法公正出现的伦理问题似乎已经恶化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另一方面，使得哈林区的少数族裔青少年含冤入狱的关键，还在于该案件调查部门的主导者琳达·费尔斯坦和公诉方律师伊丽莎白，她们在得知这些青少年嫌疑人可能并没有犯罪的时候，出于维护自己和公诉权威的脸面，不惜用谎言去掩盖事实，不惜将无罪之人诬蔑成罪犯。从职业道德层面来讲，警方应该做的是查明事实真相、惩奸锄恶，维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权利是警察职业之根本；律师辩护的前提应当是公正和公开。琳达·费尔斯坦和伊丽莎白注定为这件冤假错案付出她们相应的代价。以中央公园慢跑者案为训中央公园慢跑者案这桩轰动一时的冤假错案，不仅与种族歧视、美国司法公正有着必然关系，它同时还教育观众在面对强权威胁时，不应低头妥协，而是要坚持真相的立场。真相的重要性不仅是针对当事者而言，对于我们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局外人也同样重要，因为它能够反馈历史中的错误，避免再度发生。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切尔诺贝利》一剧中已经得到了深刻的解答。本剧同时也侧面向观众重申了学习必要法律常识的重要性。正是在缺乏法律常识的情况下，中央公园五人帮才会如此被动地配合警方捏造的犯罪事实，继而越陷越深。只有掌握了基本的法律常识，才不至于始终被牵着鼻子走，这是法制社会的公民获得自由和公正的基础。作者| 卡洛斯的三棵树；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